目前的估算顯示世界上超過50%的研究文章是以開放取用方式發表，並且大約有20,000種完全OA期刊，平均而言，OA出版比訂閱期刊出版還便宜。依據Delta Think的一項分析顯示，2021年約45%的學術文章是以付費開放取用方式發表的，但這僅佔期刊出版總收入的不到15%。
然而，經過二十年的討論、倡議、政策制定和策略，開放取用是否可以被認為是成功的，特別是當今天發表的所有研究文章中仍有一半隱藏在付費牆後面時？
下列也許是阻礙向OA過渡的五個問題：
問題一：對科學研究人員評估方法改革進度太慢
早在2005 年，當Wellcome成為第一個採用強制性OA政策的研究資助者時，就明確表示，在做出資助決定時，重要的是研究人員所從事工作的內在價值，而不是期刊名稱和影響力等代理因素。
儘管這一明確的聲明得到了後續舉措的支持，例如Wellcome簽署了《舊金山研究評估宣言》(DORA)以及對資助申請表和審查流程進行了修改，但許多研究人員仍然相信他們未來的成功取決於在高影響係數期刊上發表文章。
這種擔憂不僅阻礙了一些研究人員在新的、完全OA的期刊發表(如問題四所述)，而且還導致一些研究人員不完全遵守OA政策，而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是因為高影響係數期刊在採用符合OA的出版政策方面進展緩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做了哪些改變呢？
最近，推動研究評估聯盟(Coalition for Advancing Research Assessment, CoARA)和高等教育領導力開放學術計畫(Higher Education Leadership Initiative for Open Scholarship, HELIOS)等倡議的發展，得到了研究資助者和高等教育機構的共同支持，實現了對改革研究人員評估做法的承諾。
問題二：不論是基於APC或訂閱的商業模式都非常不公平
目前支持學術出版的二種主要商業模式—訂閱或文章處理費(APC)，都是非常不公平的作法，只是將一種形式的不平等(訂閱付費牆阻止研究人員獲取研究成果)換成另一種形式(APC障礙阻止研究人員發表研究成果)，可視為是重大的政策失敗。
儘管在早期，APC被視為提供OA的可靠策略，但現在的證據顯示，這種模式往往排除處於特定研究階段的作者、性別和機構，此外還排除來自世界某些地區的人。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做了哪些改變？
意識到上述挑戰，多個利害關係人目前正在探索優先考慮全球公平的替代模式。一種方法是鑽石出版模式，其定義為讀者和作者都不須付費，但出版費用由學術機構和/或社群承擔的模式。自2022年鑽石開放取用行動計畫(Action Plan for Diamond Open Access)發布以來，目前已有140多個機構和資助者公開支持該計畫，如法國國家研究機構(ANR)、德國研究基金會(DFG)和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SNSF)。
訂閱開放(Subscribe to Open, S2O)模式也可視為另一種「將訂閱期刊轉變為開放取用的實用方法」，目前已有20家出版商的168種期刊以此模式出版。
此外，PLOS正在嘗試非APC或基於數量的Global Equity Model模式， cOAlition S也委託進行了一項研究，探討使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作為潛在模型來設計學術出版公平定價模型的可行性。
問題三：研究資助單位和機構獨立工作，缺乏合作
全球學術出版系統每年為商業出版商帶來超過100億美元的收入和可觀的利潤，致使轉型始終充滿挑戰。由於研究人員評估系統(如問題一所述)和一些研究人員固有的保守主義，使得這項任務變得更加困難，因為他們看到了出版系統如何為資深研究人員運作，因此認為沒有理由不仿效他們並遵循他們的出版慣例。然而，鑑於支持學術出版的大部分資金來自學術機構和資助單位，但令人失望的是，這兩個利益相關者卻沒有更緊密地合作來推動變革。
全球研究委員會(Global Research Council)、國際研究組織負責人協會(Head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rganisation)、科學歐洲(Science Europe)、開放研究資助者團體(Open Research Funders Group)等這麼多資助單位，卻沒有嘗試調整資助者政策。例如2005年Wellcome制定OA政策時，允許6個月的出版延遲期(embargo)，但NIH的出版延遲期到今天都還是12個月。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做了哪些改變？
2018年推出的cOAlition S是讓研究資助者和執行組織就共同OA政策達成一致的首次嘗試。在過去五年裡，會員數量從12個增加到28個，包括來自澳洲、南非、歐洲和美國的資助者。此外，即使資助者尚未加入cOAlition S(例如美國的聯邦機構)，在零出版延遲和權利保留等關鍵問題上的廣泛政策協調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展。
與OA2020倡議成員的密切合作、對機構談判的變革安排的(有時限的)財政支持以及機構權利保留政策(IRRP)的制定，也證明了與機構在OA問題上的協調更加密切，呼應了cOAlition S的權利保留策略。透過聯手，資助者和機構可以在支持向OA過渡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問題四：新出版模式對商業出版商關注過多
在推動研究論文採用OA的過程中，我們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資金)來鼓勵現有的訂閱，並在主要的商業出版期刊上開發OA出版選項，並最終轉向OA。 雖然這種方法是合理的，但由於許多研究人員繼續在訂閱/混合模式期刊上發表文章，它可能會減慢完全OA期刊和由學者主導的新興模式期刊，例如支持預印本和支持出版後同儕審查模型的出版平台。
最終，商業出版商的目標(負有為其股東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信託責任)總是與資助者和機構的目標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在出版商對cOAlition S期刊比較服務的回應中表現得很明顯，儘管社群呼籲提高透明度，但只有28家出版商提供了他們的服務收費資訊。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做了哪些改變？
COVID-19大流行證明了在同行評審之前發布研究成果的價值，由研究人員(而不是出版商等第三方供應商)決定何時何地發布其研究結果。
更重要的是，bioRxiv和medRxiv等預印本伺服器提供了更快的出版流程，通常在2-4天內就可發表，而傳統出版預計需要125天。儘管大流行的緊迫性可能已經消退，但研究人員仍在持續利用預印本伺服器出版，bioRxiv 2023年3月就發表了3,477篇新文章。
同時，我們也見證了由學者主導、與期刊無關的同儕審查模式的出現，例如Review Commons和Peer Community In (PCI)，預印本可以在無需提交給期刊出版社的情況下得到正式審查。隨著資助者越來越認知到經過審查的預印本相當於同儕審查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這應該有助於減少期刊名稱的影響，並讓讀者和參與研究人員評估活動的人關注已發表研究論文的實質內容。
如此最終，應可促使商業出版商將把精力集中在提供服務上，例如研究誠信服務、文章編輯等，不再控制研究人員產出的研究內容。
問題五：權利保留應是OA的核心
權利保留可確保研究人員擁有並掌控他們根據其發現而創建的內容，但通常研究人員將其作品的版權移交給出版商後，該作品的所有後續使用(包括作者能夠重複使用自己的內容)均由出版商控制。
權利保留最初被認為是鼓勵出版商開發OA出版選項的解決方案，其原始想法是，當沒有其他選項可公開研究成果時，將其作為最後的手段。但事後看來，這或許是一個錯誤，它賦予了出版商太多的權力，使他們能夠以他們認為合適的任何價格設定APC，導致了價格超過11,500美元的APC的出現。
出版商可為其提供的服務獲得公平的報酬，但不應該賦予他們作品的所有權(版權)，而且收取的價格必須與其所提供的服務相稱。由於大多數出版商尚未透過期刊比較服務(Journal Comparison Service)共享其價格和服務資訊，因此無法確定價格是否公平合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做了哪些改變？
儘管權利保留並不是一個新概念，哈佛大學文理學院早在2008年就一致投票賦予哈佛大學非排他性、不可撤銷的權利，可以出於任何非商業目的分享其學術文章，但近年來它已變得更加主流。具體來說，一些研究資助者將權利保留納入其開放取用政策中(並為研究人員提供範本以維護其權利)。舉例來說，那些獲得Wellcome獎的人必須“向所有未來的作者接受的手稿(AAM)授予CC-BY公共版權許可”，並且向同儕審查期刊提交的所有原創研究都必須包含聲明 「出於開放取用的目的，作者已對本次提交所產生的任何作者接受的手稿版本應用了CC-BY 公共版權許可」。許多大學也實施機構權利保留政策以支持資助者政策。在英國，已有約16所大學制定了此類政策，預計將有更多大學仿效。
一些出版商也支持保留權利，在其出版協議中明確聲明作者保留在出版時透過CC-BY授權分享其作者被接受的手稿的權利，英國皇家學會和微生物學會就是兩個這樣的例子。學術出版業協會(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OASPA)也表示支持保留權利。這些組合方法將有助於確保未來作者(而不是出版商)保留對其研究文章公開分享方式及時間的控制權。
結論
在布達佩斯宣言、貝塞斯達宣言和柏林宣言發布大約20年後，OA仍然是一個引發大量興趣、討論和熱情的話題，儘管進展沒有預期的那麼快，但相信無需再二十年，就能實現全面、直接的開放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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